地址：南普陀寺内的闽南佛学院

著名的佛教学府——闽南佛学院

　　座落在千年古刹南普陀寺内的闽南佛学院（以下简称为闽院），位于风景如画的鹭岛南端，巍峨秀美的五老峰前，是中国汉语系佛教院校中在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一所著名学府。自建院至今７０多年，几度兴衰，为佛教界输送了大批僧才，在中国佛教教育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回顾闽院的办学历史，可划分为六个时期。
　　一、初创时期（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
　　闽院是厦门南普陀寺最后一任世袭制住持，临济宗喝云派下的转逢和尚与南普陀寺十方丛林第一任住持会泉法师共同创办的。
　　转逢和尚因观子孙寺院流弊甚多，所以早在１９２４年，就将南普陀寺寺制改为十方丛林选贤制，并选举出德高望重的会泉法师担任第一届住持。
　　会泉法师新任伊始，即与转逢和尚等商议，都深感福建一带的佛教，道风尚可，只是佛学研究乏人，本着培育僧才，振兴佛教的大悲愿力，经积极的策划筹备，１９２５年９月１日那天，在南普陀寺正式创建了闽院。
　　闽院定学制为３年。正、副院长分别由会泉、常惺两法师担任。教务与事务主任分别由觉三、广津两法师担任。佛学教席由常惺及惠庭法师担任。科学与文学教席，则聘请厦门大学教授兼任。
　　首届学僧７４人，分专修与普通两科。程度较高的专修科由常惺法师主讲唯识，至毕业前为止，讲授了《摄大乘论》、《辨中边论》、《成唯识论》等。程度一般的普通科由蕙庭法师主讲各宗派源流。除必修课程外，学院有时还邀请一些学术界的知名人士进院作学术专题演讲以拓展学僧的知识视野。会泉法师尽管寺务、院务繁忙，也还从百忙中挤空常为学僧开示法要，为弘法人才的培养，他老人家可真是心为倾注。闽院开办后不久，鉴于学僧年龄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将年龄小、文化程度低的学僧分出，另设小学部。１９２６年，小学部迁往漳州南山寺开办，称南山学校。１９２７年夏，专修科第一届学僧毕业，弘教各地。普通科学僧仍在本院继续升学。
二、发展时期（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３年）
　　１９２７年，会泉法师住持南普陀寺３年任期已满，乃与常惺法师等协商，选聘太虚法师继任方丈兼闽院院长。太虚法师上任后，以培养能住持佛教的新型僧才作为办学宗旨，对闽院大加整顿，采取种种措施来推动闽院健康发展：
　　（一）完善学院机构。除院长、副院长、代理院长外，设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各１人，又设监学、会计、庶务、交际、书记、图书管理员等职，各自尽力其职务范围内的工作。
　　１９２８年８月至１９３１年７月，先后担任各种职务的人员为：太虚，院长；常惺，副院长；觉三，代理院长、教务主任；大醒，代理院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芝峰，教务主任；转逢，训育主任；觉斌，事务主任；寄尘、宏渡，监学；慧童，监学、会计；笑溪，会计、庶务；墨禅、止安，会计、庶务、图书管理员；印江，庶务、图书管理员；会怀，庶务；广津、苏慧纯，交际；含虚，书记；因遐，书记、图书管理员；谈玄，图书管理员。
　　（二）为减轻教学困难、改善教学效果而分部。以学僧文化程度高低不等，致教者学者均感困难，因此把闽院最先所设的专修科与普通科改为专修部与中学部。专修部专修佛学、科学、文学等科；中学部，除佛学外，授以普通初中课程。１９３０年夏，成立研究部。芝峰、大醒两法师分别被任命为研究长与副研究长。第一届学僧１０人，全是太虚法师从闽院应届毕业生中选出的品学兼优者。研究部设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国佛学系、融通应用系的五系，供研究人员选修。同年秋，增设锡兰留学团（习英文以备留学）于漳州南山学校，并与校中部分僧教育合并更名为闽南佛学院第二院。
　　（三）为使培养出来的学僧能“根据佛学的真理，适应现代的社会”，在课程设置方面，力求门类多样化。佛学方面，有佛学概论、各宗派源流、因明学概要、大乘宗地引论、律学大意、贤首学大意、天台学大意、唯识学大意、密学大意、禅学大意、净土学大意、俱舍学大意、成实学大意及四论学大意等；国文方面，有语体文、文言文、文法、文字学、文学史；外文方面，有日文及英文；数学方面，有算术、珠算、代数、几何、三角；历史方面，有本国史及世界史、中国及印度佛教史、自由史观、僧伽制度沿革史；地理方面，有本国及世界地理、佛教行化地域形势；哲学、宗教方面，有中国哲学大要、西洋及印度哲学大要、人生哲学、世界各种宗教大要、心理学、伦理学等；教育方面，有教育原理、教授法、佛教研究法、寺院管理法、佛教教育各论；艺术方面，有书法、音乐、图画、梵曲、建筑、雕刻；此外，还开设体育、劳动和行持等课。课程门类繁多，而时间安排却太紧，致使学僧成绩难以理想。１９２９年，院方接纳了正卓锡南普陀寺的弘一法师的建议：“可将佛学的课程来增多一点，且格外地注重，而对于英文及算术等，可以删掉，而增加其他的时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比以前好得多呢!”
  　（四）制定训育标准与训练目标，训示学僧，使学僧养成学以致用的真实学行与才干，以打破向来出家僧众必须依赖在家居士作事说话及受人欺蒙等等积弊。闽院因感佛教之不兴，是由于僧人缺少训练，故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所执行的训育标准上，除行持修证外，还定有慈悲喜　、和偕合聚、劳动勤苦这三个原则。同时决定训练的目标，在思想方面：认识佛教为解决人生问题的唯一归路；认识佛教为指导人类向上的唯一捷径；深信佛教应该不离世间为社会谋利，作济世事业，打破一切封建思想，根据佛陀的教法和慈悲喜　的精神，建设适合时代及人生需要的新佛教。在行动方面：养成有目的、有步骤的行动；破除自私自利等种种恶习。练成和偕合聚、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在生活方面：革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懒惰习惯，养成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勤苦生活；并锻炼刻苦耐劳的体魄。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劳动〉工作。
　　至于训练的实施，有学院指导和学僧自动学院辅导两条途径。具体方法是：谈话，纠正思想；讨论，解决问题；讲演，统一意志；开会，团结精神；同学会，组织练习办事等等。把训练的目标切切实实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五）增聘教师，扩充师资队伍。在１９２８年８月至１９３１年７月这３年当中，任课教师就有２３人。这在当时的佛学院来说，师资阵容算是相当强大的。太虚院长亲执教鞭，大醒、芝峰、寄尘、笑溪、宏渡、墨禅诸法师以及研究部的宝忍、默如、西莲、慧童、戒德、心道等也都在这期间先后给学僧授课。　
    （六）创办佛学刊物。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闽院首创了《现代僧伽》刊物。由大醒、芝峰两法师任主编。设有社评、论坛、研究、特载、佛教要闻等栏目，借以弘扬佛法、传播佛学理论、沟通佛教界的信息、引导佛教界的变革。１９３２年，该刊物更名《现代佛教》。
    （七）对不务学业、违犯院纪，屡教不改的学僧，取消其就读资格，以此促进良好学风、道风的形成。
　（八）添购各类图书，以方便师生学习研究之用。整顿后的闽院，声誉日隆，求学者纷踏而至，佛门称盛一时。
三、衰弱时期（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７年）
　　１９３３年，常惺法师接任第四届方丈兼闽院院长，但任期未满即告退返原籍，由转尘法师代任。
　　１９３６年，会泉法师重任第五届方丈，因未到任而由性愿法师代理。
　　１９９３７年，性愿法师赴菲律宾弘教。在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７年的４年间，闽院人事变动较大，由于太虚法师的离任以及芝峰、大醒等优秀教师和研究部学僧的相继离去，闽院的教学与研究总体水平下降。不过，当时来佛学院任教及讲经弘法的尚不乏著名法师，如印顺、巨赞、弘一等。会泉法师重任第五届方丈后，亦请性愿法师为代理对闽院进行积极整顿。除加聘教授、充实学科外，并特设研究部以容纳若干程度较高的学僧，而学僧津贴也有所增加，作为奖励。这样，学院气象，焕然一新。
四、停办时期（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１９８５年）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厦门相继沦陷，寺遭日机轰炸，迫于局势紧张，闽院停办。大部分教师、学僧或远渡南洋，或避居内地，少数留寺者处境艰难。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闽院由于种种原因，又告停办。此后４０年中，再也没有复办过。
　　从１９２５年建院至１９３７年停办，闽院共毕业学僧２００余人。在这不平凡的１２年中，太虚法师连任两届院长的６年，闽院最为繁荣兴盛，培养出一大批既对佛学有相当认识；又富于革命思想；且能担当弘法利生重任、勇勐精进、大雄无畏的新型佛门中坚，为社会所瞩目。成为继武昌佛学院之后的又一新型佛教学府。
五、日伪统治时期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
　　１９３８年开始，日伪统治厦门。日本侵略者借保护佛教来减弱人民的反抗情绪。１９４１年秋，南普陀寺第六任住持觉斌法师前往上海延请大醒法师来厦门，复办闽院并任院长。招收学僧３０人。此时的闽院，不过维持而已。１９４１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国际形势紧张，学僧无心就学，开课只一年即草草结业。１９４３年，会觉法师任南普陀寺第七任住持后，再度复办闽院。招收学僧２５人。虽招生人数不多，但寺院因经济困难无法维持长久办学下去，勉强支撑到日本投降又复停办。

六、复兴时期　（１９８５年至现在）
　１９８５年，停办达４０年之久的闽院又得到了恢复。十多年来与风雨同行的日子，它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顿提高。为使闽院的复兴历程更加清晰，下面分两个阶段来作一介绍：
　　（一）１９８５年正式复院至１９９７年３月圣辉法师荣任南普陀寺第９任方丈前为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十年动乱”灾难虽已过去，但给佛教界造成的人才断层现象却深深的剌痛着当代大德——南普陀寺第８届方丈妙湛老法师的心。１９７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为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妙湛老法师提议复办闽院以培养佛教人才，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以及海内外诸山长老、大德法师、护法居士的支持，又得到了厦门市人民政府的批准，新加坡宏船法师的赞助。１９８１年，恢复佛教养正院，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又恢复闽院。经招生考试，择优录取了来自全国１８个省市的８０多名学员。１９８５年春，分设男众部和女众部（首设）各１班。男众部设在南普陀寺，女众部设在万石莲寺。女众班开课不久，就碰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学员文化程度的高低不一给教学带来不利。因此再次考试，按程度分编为２班，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７日，在南普陀寺举行了学院复办开学典礼。
　　复办后的闽院与佛教养正院兼溶一体（８９年春，女众部在天界寺增设养正院１班）。由妙湛老法师亲任院长，见性法师、圆拙法师、蔡吉堂居士任副院长。正、副院长共同负责学院的领导和管理工作。院设教务处，具体主管教学业务。这一阶段，先后担任教务长的有梦参、圆智、了法、海如诸位法师。副教务长为惠庄、修文、了法、诚信、慧然、明禅、浩宇、法源等法师。教务主任则先后由修文、法清、仁慈等法师担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佛学课程的讲授除聘请佛学造诣精深的老法师及学者担任外，还放手使用才德兼备的年轻法师。社会文化学科则主要由厦门大学的教师来讲授。
　　在学制上，定养正院为２年、预科２年、本科２年。报考时可自愿选考养正院或预科。养正院结业或预科毕业后，若想继续升学，还需参加考试，择优录取。１９９５年，院方改学制、为养正院２年、本科４年，取消预科。应试者可随愿选考养正院或本科。
　　课程作为达到教育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从学院复办时起，就引起了负责课程编制的教务处的高度重视。他们将所开课程分为佛学、文化、政治三大门类。养正院的佛学课程以基础佛学为主，必修的知识基础课就有劝发菩提心文、佛学基本知识、沙弥律、二课合解、佛学概论、佛遗教三经、百法明门论等１０多门；文化课设有文、史、外语等科目：中文和外语分别采用普通初中语文、英语教材。历史主要为印度和中国佛教简史；政治课，除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外，还学习时政、宗教政策、法律常识等。预科和本科的佛学课程以
教授经、律、论、各宗派的基本理论为主，先后开设了中论、十二门论、唯识三十颂，解深密经、法华经、金刚经、六祖坛经、梵网经、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因明入正理论、俱舍论等２０多门课；文化课中除了文、史、外语外，多加了一门中国哲学史。中文以古代汉语为主。历史主要为印度和中国佛教史、南传佛教史、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科学思想史等。外语则采用普通大专院校英语教材；政治课所学内容与养正院无异。另外，为了培养学员的审美情趣陶冶高尚情操、增强身体素质，还设有体育、书法等课。
　　在教学与实践中，学院反复强调“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把学与修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教学和管理，使学员达到学修并重、同步增长。并且按丛林要求对学僧进行管理，坚持上殿、过堂、严肃僧仪、僧纪。
　　为贯彻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培养一批高级弘法人才，１９９３年元旦，学院正式成立研究生部。先后延请了圆智法师、济群法师、单培根老居士、方兴、田光烈教授担任研究生的指导工作。除了９名研究生从事《大智度论》的研究外，其余的研究生或进行唯识，或进行中观的系统学习和研究。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因缘条件所决定的。研究生部基于种种原因，于１９９７年６月宣告解散。　　讲与写是僧人弘法的重要方式。为了发掘和培养学生的演说才能，学院不定期的开办各种讲座，组织爱国爱教演讲比赛等等。同时，还通过办刊物这一渠道提供给师生一片创作的园地。１９８９年，《闽南佛学院学报》正式创刊。因为它立足本院面向全国佛教界，因此，从它创刊之日起，就吸引了无数的院内师生及院外学者投稿。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为为片教学与研究的园地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学报每年出版２期，至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共出版学报１９期。其中第５、９期学报分别是闽院本科班第２、３届学生毕业论文选，第１０期学报主要刊登闽院从事《大智度论》研究工作的研究生及其导师方兴教授所写的大智度论提要。这些文章以其上乘的质量，受到海内外佛教界的好评。此外，为缅怀闽院先贤的丰功伟绩，于第２、４期学报上分别以巨大篇幅发行了纪念太虚大师诞生１００周年学术专刊以及纪念弘一大师诞辰１１０周年特刊。在当今众多的佛学院中，办学术专刊的学报，闽院还是首创。
　　闽院从１９８５年复办以来至１９９６年底，已有５届３００多名本科生毕业。他们有的走上管理寺院的岗位、有的在各地佛教协会工作、有的分赴各地佛学院从事佛学教学、有的前往海外弘教或求学。
　　总之，在妙湛老法师主持下，闽院无论在教学、生活、文化设施上，还是在教学素质以及规模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和发展：新建教学大楼，太虚图书馆，法师楼，学生楼和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禅堂以及女众师生教学、生活的场所紫竹林寺（９６年，女众部除本科毕业班外，所有的班级均从万石莲寺、天界寺等处迁往紫竹林寺上课），添置大量图书及教学器材，聘请海内外学修并重的高僧大德和对佛学有一定造诣的法师、学者来院任教或讲学，扩大招生，使闽院逐步成为我国目前师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教学设施较为完善、教学质量较高的一所僧教育的重点学校。
　　（二）１９９７年３月圣辉法师荣任南普陀寺方丈至现在为第二阶段。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一代宗师妙湛老法师圆寂。１９９７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及长沙岳麓山寺方丈圣辉法师被推举为厦门南普陀寺方丈、闽院院长。
　圣辉法师自担任院长以来，针对学院存在问题进行精勤治理，使学院日渐走向正规化。其所作工作，主要表现为：
　　１、为进一步提高法师的文化及佛学素质而创设法师进修班。１９９７年开始，闽院一改１９８５年复办以来的春季招生为夏季招生。因招生时间的变更，不少法师暂时走下了讲台。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学院于１９９７年４月在南陀寺举办了为期近３个月的法师进修班，让所有在闽院工作的法师得到一个系统学习、充实提高的机会。
　进修班采用了课堂讲授的授课方法，聘请厦门大学富有教学经验的相应学科教师执教，开设了高等学校教学方法、高等教育学、青年心理学、古文教学的４门课程。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法师们的文化、佛学素质及工作能力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学生对法师授课的质量评价良好。
　　２、加强学院管理，制订各项规章制度。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２年，中国佛教协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新任院长圣辉法师根据会议精神和国宗发［１９９６］０４０号文，从整顿、调整、改革、提高四方面下手，以“学院管理丛林化、学僧学修一体化”为原则，对学院的教学管理体系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完善。提出了学院管理实行"院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学生淘汰制"以及学院工作“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的新要求。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包括闽院教学管理整体规划；院长、副院长工作职责；处、室正副负责人工作职责；学院办公室工作职责；教导处工作职责；教务处工作职责；《学报》编辑部工作职责；闽院法师、老师守则；闽院学僧学籍管理办法；学僧守则，课堂、上殿、斋堂、生活规则等。
　　这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订，对培养师生高尚的宗教情操，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多出爱国爱教、德才兼备的跨世纪合格僧才，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３、整顿道风。道风不正会祸教，这是一般佛教徒也懂得的道理。那么如何才能正道风?圣辉院长就任不久，就召开了院务会议，讨论制订出闽院各项规章制度，合编成册，发给师生，连同南普陀寺共住规约一起，组织学习，进行讨论，加深认识。并以此制度规约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及违犯必究的依据。对违犯者，依情节轻重作出严肃恰当的处理以扫歪风、树立良好道风。
　　从严治校使得闽院学风日盛，道风渐隆、处处秩序井然。现已发展为７个班级（男众３个班、女人众４个班），有近３００名学员，近６０名教师，他们大多能解行并重，力争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名符其实的新僧才。
总结
　　综上所述，闽院的办学大致经历了初创、发展、衰弱、停办、复兴这么一个从低到高再到低然后到高的波浪式过程。在这７０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几多艰辛、几度辉煌。站在历史的桥头，观望今天闽院那卓约风姿、累累硕果，怎不令人思绪万千?是什么原因使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得以迅速发展而成为全国僧教育的重点学院而蜚声中外呢?追究探寻，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潮流的涌现。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南北朝的急剧发展，到了隋唐，以其崭新的风貌繁荣昌盛起来，宗派林立，佛学名家辈出。后因会昌法难而趋于衰微。北宋虽一度有所回升，然衰势已无法挽回。延续至近代，由于洋教东渐，加上鸦片战争后寺产兴学之风的冲击，佛教危机加剧，经论散佚，从事佛学研究之人寥寥无几。
　　民国初年，革新佛教、复兴佛学已形成颇具声势的潮流。投身这一热潮的僧伽与居士，印经办刊、组织社团、兴办佛教教育等，蔚然成风。
　　就兴办佛教教育而言，从事佛教革新的有识之士认为：佛教的衰微与佛教教育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他们把兴办新式僧学，培育僧才视为复兴中国佛教之策。先是笠云于１９０３年在长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１９０７年，杨文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祗洹精舍，招收僧、俗２０余人，学习佛学及梵文、英文。培养了欧阳竟无、太虚法师等一批佛学人才。随后，佛学堂创办增多，主要有１９１４年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园开办的华严大学及谛闲在宁波观宗寺成立的观宗学社；１９１７年月霞在常熟创办的法界学院；１９１９年释仁山在江苏高邮建立的天台学院；１９２２年欧阳竟无、吕　在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及太虚在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等。随着接受僧伽教育的学僧回闽，以及有学养有革新思想的僧人移锡闽中，佛教变革与复兴浪潮也在闽中激荡。闽院就是在这激荡的浪潮中绽开的一朵“浪花”。它的诞生与迅勐发展，无不与上述佛学院所提供的经验与人才息息相关。
　　（二）变革南普陀寺住持制度而使闽院前景开阔。南普陀寺历来是临济宗喝云派属的子孙寺院，寺院的住持由同一宗派内的子孙世袭。据《转逢和尚塔铭》载：１９２４年，南普陀寺最后一任世袭制住持转逢和尚将南普陀寺改为十方丛林选贤制，“设订十方选贤规约二十则，呈政府立案，以为永远法制，一扫诸方之子孙制及法派流弊。”选举会泉法师为第一任住持。翌年，于寺内创办闽院，会泉法师兼任院长。从此，南普陀寺住持由选举产生，３年一任，并兼院长一职，延续至今，依然如此。
　　在当时闽南所有改制的寺院中，转逢和尚对南普陀寺住持制度的变革意义最为深远。为南普陀寺及闽院广揽群贤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得诸方贤能如会泉、常惺、弘一、太虚、大醒、芝峰、巨赞及后来的妙湛、圣辉等都相继来寺，或任住持，或执教鞭，或讲学弘法。一时闽院人才济济，亦因此成为中国僧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三）礼聘具有杰出领导才能、谙通教育与管理的著名僧人担任院长。众所周知，佛学院是从事僧教育的机构。院长的工作职责，简单的说就是领导和管理学院。他在学院中历来居主导地位，具有领导权威。正因如此，领导和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佛教的前途。所以，作为佛学院的最高领导者，若想出色的履行自己的职责，除了要具备精深的佛学修养外，还须精通教育和管理。　　纵观闽院历任院长，会泉、太虚、常惺、妙湛、圣辉等，无不是既通教育、又善管理的杰出人物：会泉法师：闽院首任院长，曾参学于浙江天童、江苏金山、扬州高旻寺等名刹。他博通内典，善于说法，常讲经于闽南，远及台湾与马来西亚。
　　１９１４年，会泉法师住持泉州承天寺。１９２３年，创办具有义务教育性质的“优昙学校”。１９２４年，当选为南普陀寺十方丛林第一任住持。１９２５年创办闽院。１９３３年，又在厦门万石莲寺开设佛学研究社。
　　因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经说法、从事教育与管理，所以在这一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太虚法师：中国近代佛教变革与复兴运动的中坚，杰出的佛教教育家。
　    早在１９０８年，对僧教育十分关注的太虚法师就和名重一时的爱国诗僧寄禅和尚等人组织“浙江僧教育会”。１９１１年，随栖云法师赴广州，住持白云山双栖寺，与梅光羲等人创设“广州佛学精舍”。１９１３年，寄禅和尚为保护寺产而献身。在其追悼会上，大胆提出全面改革佛教、以求生存的佛教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主张以抒悲愤。１９２２年，在湖北创建武昌佛学院。此后，接连在杭州开创永明学舍，佛教慈幼院；厦门发展闽院；重庆设立汉藏教理院等，为我国近代佛教教育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绩。
　　太虚法师除致力僧伽教育外，还组织佛教社团，创办佛教刊物等，以变革和复兴佛教为已任。
　　同时，为把佛教推向世界，他还远涉重洋，讲学欧美，弘布佛法。在海外佛教界享有崇高声誉。
　　由于他在我国近代宗教活动上的卓越贡献，被国民政府授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常惺法师：少年出家，曾毕业于江苏省立如皋僧师范，就读于上海哈同花园“华严大学”。１９２２年，在安徽安庆迎江寺创办“安徽僧学校”。除亲任管理外，还参加佛学课程的讲授。９３３年，当选为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是僧团中不可多得的优秀青年管理人才。　　妙湛法师：出家之前就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小学教员，任过小学校长。出家以后，从青岛湛山寺佛学院　虚老法师、扬州高　寺来果禅师参学。他深谙佛理，精究天台，兼修禅净，道学并优。１９５７年，卓锡厦门南普陀寺，深受寺内僧众爱戴和佛教界人士敬重。历任诸名刹及佛教协会要职。１９８５年复办闽院并任院长。　　妙湛法师是我国当代继太虚法师之后最伟大的佛教教育家。为了培育僧才，使慧炬常明，其不顾耋耋之年，把所有精力全投入到佛教的教育事业：
　　１９９２年１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上，倡议大家致力投资于佛教教育事业，并代表南普陀寺带头捐款２０万元作为中国佛教教育基金。
　　同年３月，福建省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于南普陀寺隆重举行。在会上，妙湛法师就如何把本省佛教院校办好，尽快培养出更多合格的佛教育人才问题发表了令人深思、语重心长的讲话。首先指出本省佛教教育所存在的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诸如领导机构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欠完善等。然后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一定要认真执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管理丛林化。学僧修持、持戒的表现应予评分，做为能否升级、毕业的重要依据，同时要按照丛林僧人的要求对学僧进行管理，坚持上殿、过堂、禅修、念佛，严格僧仪、僧纪。
”为使本省佛教教育事业得到有力的经济保障，建议本省成立“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
　　１９９５年５月，在北京“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提出佛教大国一定要有佛教大学"的倡议，为兴办中国佛教大学而呼吁。
　　此外，他在《僧教育的新构思》一文中，针对当前佛教人才奇缺的实际情况大胆设想，提出“分系教学”以培养能适应不同方面（寺院管理、佛教教学、佛学研究等）、不同层次需要的专业人才，一改长期以来佛教院校所进行的培养通才式的教学。在《再谈僧教育》中，就如何才能把佛学院办得更好，大抒已见：强调要严格把好招生考试关、进行多层次的教学、三学勤修、三藏并重、解行一致等等。可以说，妙湛法师这些构思为进一步办好僧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之路。
　　妙湛法师不仅致力倡办闽院，而且对中国佛学院，福建佛学院，黑龙江依兰佛学院等多所佛学院亦给予了或人力、或物力、财力的大力支持。
　　圣辉法师：曾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研究班并留校执教。现任中国佛协副会长暨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长沙岳麓山寺方丈、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等职。
　　圣辉法师自驻锡南普陀寺开始，就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努力创造一个学风纯正、道风优良的学修环境。他以其精深的佛学修养，严以律己的精神，率众精勤，从严治校、严格管理、成绩显著，是一位闻名国内佛教界的教学行政管理僧才。正是这些谙通教育与管理的院长的领导，闽院才会出现那繁荣昌盛，令人欣喜的局面
　　（四）拥有一支专业娴熟、优秀稳固的师资队伍，培养出不少法门龙象。师资，是提高教学质量、办好佛教教育的关键。因此，闽院历来十分重视对优秀教师的聘用：象惠庭、常惺、大醒、芝峰、巨赞、印顺、梦参、了法、圆智、济群、海如等法师都先后在闽院担任过教席。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创办佛教养正院并亲自承担训育课程。著名的教授学者如陈定谟、虞愚、单培根、方兴、田光烈等都是曾执教于闽院的优秀教师。
　　有耕耘就有收获。放眼四看，从海内到海外、从南到北，华夏大地、宝岛台湾、南洋诸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都有闽院所培养的学子。他们满怀悲愿，以出世的精神，做饶益众生之行。为佛教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安定，默默的荷担着如来家业。如当代著名的佛教高僧：海外的印顺导师，演培、慈航、瑞今、宏船、广洽、广义、广余、竺摩法师；国内的巨赞法师等，当年都出自于闽院门下。
  　　正是无数精英的云集，正是不少法门龙象的推出，使闽院名闻遐迩，无人不知。
　　（五）不断调整、完善学院机构，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各项问题。闽院在初创时期，就已建立以正、副院长和教务主任为核心的简单的教学管理机构。到了太虚法师主持闽院的时候，对学院机构进行了调整：院长主持学院院务及一切应革应兴事宜，但要由教职员会议通过。院长不在时，由代理院长行使职权。院设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各１人，由院长聘任，为院长分理教务、训育及事务等事。又设学监、会计、庶务、交际、书记、图书管理员等职员，皆由教务主任与院长协商后聘任。各科教师亦由教务主任与院长协商后延聘。１９８５年闽院正式恢复教学至今，学院机构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得到了逐步的完善：“根据学院管理和教学工作的需要设办公室、教务处、教导处，三个平等工作机构；各处、室又可根据部门工作展开的需要，分别设置１至３个组、室、从则形成院、处（室）、室（组）三三制，管理教学工作机构体系。”在工作人员编制上，“本院礼请名誉院长１至２人，设院长１人，副院长１至４人，办公室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１至２人，教务处设教务长１人、副教务长１至２人，教导处教导长１人、副教导长１至２人，各处室均可分别设室、组２至３个，每室、组设正副职务２人，三级工作人员约２５名左右。”　因为学院机构设置合理，各部门之间工作的相互协调，所以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得到及时的研究解决，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
　　（六）为适应当今佛教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上力求多种类。闽院在课程设置上力求种类多样化，见于太虚法师和妙湛法师主持闽院时期，尤其是太虚法师主持时期。当时所开课程前面已有详说。圣辉法师继任闽院院长以来，在课程设置上依然保持着较多的种类，只是明确规定课程开设的比例为：佛学科在整个教学规划中占６０%；政治、文、史、哲等学科占４０%。
　　事实表明，课程种类的多样化，对全面增长学僧的知识、造就在任何时代都能弘宗演教的优秀僧才确实大有裨益。回顾历史上著名的高僧，没有哪个不是广学多闻的。
　　（七）重视佛学研究、创办佛学刊物。作为佛教院校，如果它的佛学研究能多出成果，如果它的刊物影响力大，那么它的知名度就会跟着提高，这是不言而喻的。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闽院相当重视佛学研究与佛学刊物。从研究方面看，１９３０年就成立了研究部，并在《现代僧伽》"研究"栏中发表了学员们一篇篇质量上乘的论文，如宝忍的《佛教因明之历史及佛徒习因明所应持之态度》、默如的《末那识与人生的关系》、西莲的《难陀论师之末那学》、戒德的《唯识四分学抉择》、心道的《心所有法之料简》等等。妙湛老法师复办闽院
后，也于１９９３年成立了研究生部，研究成果前面已说。另外，对本科班学僧研究能力的培养、发掘也引起了院方的关注。教务处因此要求每位本科班学僧毕业前必须写毕业论文１篇以检阅其多年来学习的情况。不少论文刊登在闽院学报上，同样以上乘的质量博得了学术界的赞扬。从刊物方面看，最早办的是《现代僧伽》，它在民国时期福建佛教界所创办的诸种刊物中，被公认为影响最大的一种。后来办的《闽南佛学院学报》，因为办得有特色，所以在目前国内佛学院创办的刊物是依然位居榜首。
　　此外，在招生上，为了确保教学质量，起点高、把关严、择优录取、宁缺勿滥；在经费上，除了“以经忏香火之收入创设闽院”，因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密切，所以不少资金来自于海外人士的捐赠。雄厚的资金为闽院的发展解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这是一般的佛学院所尘莫及的；在地理位置上，明清以来，厦门逐步发展成港口城市，改革开放后，又被划为全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不少僧人经这一城市走出国门，南渡东南亚，因此，千年古刹南普陀寺自然成了高僧云集之地。再者，闽院毗邻著名的厦门大学，这都为聘请名师任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佛教最常提到的是“因缘”二字，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闽院得以名闻中外的原因，那就是上面所说的种种殊胜因缘的会集。